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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古以來大學始終被譽為追求真理和止於至善的殿堂,而大學師生則被期許發揮知識份子的功能,以促進社會改變並彰顯正義與關懷。臺灣自1987 年解嚴以來因民主社會的開展與大學數量的增多,大學生社會參與亦隨之蓬勃發展,其範圍不僅超越校際與國界,其類型舉凡慈善服務、國際志工、各類社團與自治活動等更顯多元創新特色。不過,本文關注的是大學生對於公共議題的社會參與,因其往往採取衝撞體制或突破結構的諸多行動,例如野百合運動、野草莓運動乃至太陽花學運等,固然在社會運動中展現青年學子的理想與熱情,但同時也引發若干爭議與不同評價。以2014 年 318 學運為例,臺大於同年 10月 23 日「肯定太陽花學運對臺灣民主的貢獻,頒給學運領袖臺大政研所學生林飛帆第一屆『學生利他獎』」1;然而,反對該學運者則是「希望安全,捍衛民主、法治」2,並有政府高層官員指出:「只要輕易的掛上說,我們是公民不服從,『彷彿所有的行為,都得到了合理化、合法化。』」3。因此,筆者希冀以教育的理念與道德思辨的角度,重新詮釋大學生社會運動的公民參與意義及其道德正當性,進而提供相關反思與建議。